至少自本世纪初以来，围绕欧洲黯淡增长前景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本世纪20年代的到来又给其赋予了新的紧迫性。不仅俄乌冲突暴露了这片大陆对进口能源的危险依赖，美国政府的更迭也迫使欧洲人重新思考如何确保自身未来的繁荣、安全和主权。此外随着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这个被普遍认为足以与互联网相提并论的下一项通用技术领域竞逐领先地位，欧洲缺乏活力的状况已成为了一个紧急问题。
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常说的欧盟与美国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还在于欧洲在科技方面长期落后，在数字平台经济、人工智能、新太空竞赛以及其他对21世纪竞争力和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几乎都缺乏全球公认的领军企业。
由于高度依赖其他地方打造的先进技术，同时又无法创造足以为自身各项战略目标和未来债务提供资金的增长，欧洲成为了一个展现创造性破坏——创新性的新挑战者推翻生产力较低的企业——为何非常重要的典型例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就仅仅是问题的开端而已。
尽管欧洲在贸易和监管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除非它能像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创新，否则就仍将处于弱势。由于人工智能除了能提供广泛的服务或发挥传统的生产功能之外还有可能产生新的知识和想法，因此可能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倍增式强劲驱动力，且最终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个经济体越接近技术前沿，前沿性创新的重要性就越大。虽然增加研发投资是产生突破性创新的必要条件，但这是不够的。正如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在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除非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否则这片大陆就仍将停留在中等技术程度的渐进式创新上。这三点包括消灭所有阻碍打造一个完全一体化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障碍；从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入手创建一个鼓励企业承
担长期风险的适宜金融生态系统；在能源转型、国防和太空（包括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推行有利于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
欧洲不仅以实施竞争政策为借口回避产业政策，而且在强调欧洲内部现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同时很少关注新玩家的进入以及来自欧洲以外（首先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创新企业的市场进入正是欧洲加快自身发展所需的创造性破坏的核心要义。本世纪初，经合组织的朱塞佩·尼科莱蒂和斯特凡诺·斯卡佩塔指出更替（即新的创新型企业取代效率较低的老企业）在美国生产率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欧洲生产率的提升则大多发生在现有企业内部。欧洲当前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基本差异。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欧洲需要更新其经济指导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欧洲变成了“监管巨人”和“预算侏儒”。首先，在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预算赤字的限制时，政策制定者不应再将那些促进增长的投资与各类经常性公共支出项目（如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混为一谈；其次，政策制定者应允许实施各类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那些；最后，只要各成员国能在管理自身公共开支框架方面表现出纪律性，就应当允许欧元区国家集体借贷以投资于新的技术革命。
在欧洲推动创造性破坏和突破性创新还需要一些配套政策以帮助劳动者从落后行业重新迁移到更先进的行业，并对结构性改革的短期输家进行补偿。为此我提倡实施丹麦式的“灵活保障”模式，也就是在失业工人接受再培训和再就业时由国家支付其工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足以应对一场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革命。
当年正是一位欧洲人约瑟夫·熊彼特认识到了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而如今的欧洲人要想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中实现蓬勃发展，就必须接纳创造性破坏，并让它具备包容性并为社会所接受。
（作者系202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兰西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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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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